又听得那郑益彤继续说道：

“马会一个赛季下来，博彩收入就高达二三千亿港币，而且全是现金，没有一分欠款。这笔庞大的资金，除了按规定八成一作为彩金，回馈给投注的公众；14%作为博彩税和利得税上缴给特区政府；2％用于慈善事业；3％作为佣金留给香港赛马会用于维持运作。其年净利润之丰厚，实难估量，少说也有上百亿之巨！更何况又还有足球彩票和六合彩票的特许经营权。”

江延年大感兴趣。

“郑老，你给我说说这个马会，它是什么样的组织？一个私人组成的俱乐部，港府怎么就把国之重器授予它独家经营，港府自己经营不好吗？”

“这……这个嘛……”郑益彤显然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一时语塞，思考片刻才道：“香江是自由社会，政府从不干预经济运作。若亲自下场，凭不与民争利？况且国有经营岂不会导致效率低下？”

郑益彤的回答江延年听了不禁撇了撇嘴。

如何发展经济在北巴比伦时他曾请教过何欣，何欣推荐他读一读西汉桓宽的《盐铁论》。

这是部记录双方辩论的会议记录。那是在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以“问民间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举而来的文学、贤良60余人前往长安，同支持盐铁官营政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辩论。

当时这60人几乎是一面倒的质疑盐铁国营，并提出了三个意见，其一，与民争利。其二，重利而轻义。其三，效率低。

这观点与郑益彤如出一辙。

当时的桑弘羊并提出了历史上着名的桑弘羊之问，第一，对外用兵，钱从哪里来？第二，地方造反，钱从哪里来？第三，灾难发生，钱从哪里来？

犀利有力地反驳了自由经济和大市场、小政府的论调。

现在北巴比伦就是在“北巴比伦解放委员会”政府的主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经济建设搞得如火如荼。

所以他对所谓的自由经济完全嗤之以鼻。

这赛马会起源于殖民地时期，当时的宗主国愿意将国之重宝授予私人俱乐部，而且独家授权，肯定是组织者那人对宗主国有着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