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小主，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

万历年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来，输粮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

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买粮换引大费周折。

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

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

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

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

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

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

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

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

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

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

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年5月，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

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

扬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