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当初,汉文帝因周亚夫治军严谨,曾在临终前嘱托太子刘启,表示周亚夫此人可以重用。因此,当汉景帝得知吴王刘濞等人叛乱,而汉初开国将领又大多去世的情况下,决定重用周亚夫等新生代将领。
为此,汉景帝立即重设太尉一职,并以周亚夫充任,希望他能像其父周勃当年平定“诸吕之乱”一样,剿灭吴楚叛军。然而,当汉景帝准备调集军队交由周亚夫统率时,尴尬的一幕却出现了。
汉文帝时,为了收回大权、平衡朝中势力,一方面大肆打压朝中打功勋老臣,另一方面则提拔了大量新晋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朝中的功勋老臣与贾谊、晁错等新晋官员矛盾极深,前有文帝时贾谊因排挤被贬,后有景帝时袁盎等诸功大臣排挤晁错,只不过这次被贬的却是袁盎。
与此同时,汉景帝即位后不久,对朝中人事进行调整,重用晁错等太子宫旧臣,以至于汉文帝的旧臣大多被架空或改任,此举又导致文帝旧臣与晁错等新晋宠臣产生矛盾。尤其是丞相申屠嘉之死,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彻底无法调和。
因此,汉景帝当时面临的局面便是,功勋集团和文帝旧臣都对汉景帝的用人策略极为不满,对于晁错等新晋宠臣则是极度排斥。
当初汉高祖刘邦在大封功臣时,曾定下“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誓言,保证这些功臣的赏赐惠及后代,然而削藩却打破了这个誓言,因此除了诸侯王之外,功勋集团对于削藩同样极为抵触。毕竟,汉景帝今天能削去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在这个誓言被打破之后,谁又敢保证未来他不会对自己这些彻侯下手。
对于削藩,大臣之中本就有些人持反对意见,再加上以上的诸多原因,所以汉景帝的削藩不仅在诸侯国阻力重重,就算是在朝廷,也没能获得太多人的支持。
因此,当“七国之乱”爆发时,功勋集团和很多大臣非但没有站在朝廷一边,反而持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正因如此,当汉景帝刘启得知吴王刘濞等人叛乱,下诏调集军队之时,由于军中很多将领都是功勋集团后代,这些人面对汉景帝的征调,要么直接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要么阳奉阴违拖拖拉拉,结果竟然导致朝廷一时间难以调动兵马,更是陷入了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汉景帝不得不从地方调集军队交由周亚夫指挥。
当初,周亚夫因为治军严谨受到汉文帝的欣赏,认为其可以作为太子刘启的肱股之臣,因此在临终之际嘱咐刘启要善用周亚夫。然而,周亚夫固然带兵有方,但作为周勃之子的他,毕竟也是功勋集团的一员,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也难免有抵触情绪。
于是,汉景帝便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有心重用周亚夫,但周亚夫却与其他将领一样,“恰好”疾病缠身,无法起身应征。
外有诸侯叛乱,内有大臣武将反对,这使得朝廷立即陷入了危局之中。
面对如此情形,汉景帝只得再次召见晁错商议对策,但晁错面对如此局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苦无良策的情况下,晁错甚至想出了让汉景帝御驾亲征,由自己留守京城,为大军筹措补给的办法。
此前,在吴楚叛乱的消息刚传到京城时,晁错认为袁盎曾在吴国担任宰相,必然知道吴国内幕,再加上原本就与自己有旧怨,于是打算趁机将其除掉,为此找来丞史商议,说道,“当初袁盎收了吴王那么多钱,专门替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既然如今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上书请求惩治袁盎,他必然知道吴王刘濞叛军的内情,如此也可让朝廷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
丞史却认为不妥,劝说道,“吴王刘濞策划谋反已经几十年了,收取其贿赂的又何止袁盎一人。如果吴王不反,你杀袁盎尚可震慑那些官员;如今吴王已反,你再诛杀袁盎,岂不是将那些大臣全部推向了吴王一方?何况,袁盎在吴王叛乱之前便已经被罢免,此后一直居于京城,他能知道什么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