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事情，朝廷和弘历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是不想去管理、不想去惩治。

只是朝廷自身有缺陷，就算做了补救的行为，这些措施往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在整个清朝，朝廷其实对于地方的精细管理就已经是十分被动与尴尬了。地方官署人员的配置其实只到县，就因为持续弱化地方府衙的一些法令，导致县令单凭官府的资源，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统一管理一县的。

他们必须要与地方的士绅以及胥吏合作。可是这些乡绅和胥吏却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贪墨。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无法避免贪腐，所以很多的地方官员，甚至是朝廷的督抚，也心安理得地与其同流合污。

很多官吏甚至觉得灾祸并不严重，他们通常都是为了捞上一个爱国护民的名声，并且打着朝廷发放下来的赈济粮款的主意，特意的、故意的去夸大灾情。导致朝廷一旦赈济，地方上就贪腐横行，灾祸也迟迟得不到处理。

虽然弘历是个赘婿，不过因为逐渐贴近历史一些的关系，只要弘历是没有接触到大如、没有接触到后宫，朝堂之上他还是……还是有些靠谱的。

在乾隆七年的时候，为了应对这次的水患，大概也是为了更加彻底地防止地方借灾贪腐坏事，弘历组建了一个超级庞大而且豪华的救灾专项工作组。

其中不但有来自朝堂的救灾钦差大臣，甚至还包含了督抚一级的朝廷大员。

有直隶总督、江南河防总督，还有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及江苏巡抚等。

只不过这个工作组刚刚组建，朝堂的内部以及工作组内部，就开始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原来的时候，治理江淮地区和水患源头黄淮两地的治水方法，是沿用的明朝的老方法。

通过蓄清刷黄的策略，倒是巧妙地缓解了水患水灾，不过在这个策略的影响下，有水患的地方不断加筑抬高堤坝。

但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方法呢。

蓄清刷黄策略好是好，只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黄河和淮河不能同时爆发巨大的水患。

很可惜的是，乾隆七年这次江淮的大水灾，恰恰就是黄河和淮河的水势同时大涨。

这个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