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全国外贸行业自负盈亏，我们公司自1988年外贸改革试点以来，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后，终于将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目前各外贸公司的现状是争取出口权，视各生产厂点为自己的孩子，积极找出路。拿着为我们公司提供货源的厂点的产品四处兜售，参加各种展销会，以谋私利，完全不顾及首饰公司与厂点这么多年的合作成果。更有甚者，还敢碰客人专销的产品，而我们每年还得付给他们将近200万元人民币的调拨费。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直面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取消北京郊区各外贸公司的调拨费。我向负责货源的刘经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刘经理表示：可以。从你们四科试点。如果进行顺利，再要求其他科照此办理。

我首先找到通县企业局的有关人员，因为她跟金经理的关系非同一般，为了双方的里子和面子，我让她主动放弃为首饰公司验货和送货，管理费主动降为3%，但为首饰公司的服务不变；另外，主要协助首饰公司加工铜材，服务于首饰公司各个厂点。企业局的领导，认得清形势，主动找到金经理，提出降低管理费的想法，金经理自然很是满意，合作单位能如此配合，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平谷、密云、昌平、大兴、顺义等有调拨关系的外贸公司，我则亲自登门，讲明形势，说明外贸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式，自己找饭吃的状况已成定局，大家好聚好散。各外贸公司的领导均表示理解，并以散伙的形式，吃了最后的午餐。唯独朝阳外贸例外，他们的负责人是王东田，经理兼书记，在朝阳区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区委、经贸委都说得上话。我们公司在1988年要有改革的动作时，就被经贸委的计划处拦了下来。这次我们卷土重来，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王东田，他把金经理的兄弟媳妇（小张）安排在朝阳外贸与首饰公司的联系小组内，他又把北京工艺品公司的经理的媳妇安排在朝阳外贸与工艺品公司的联系小组内，其做法，多么恶毒。现在，我得“拆庙了”，可以不顾“阎王”，但是不能不考虑“小鬼儿”呀！于是我找到王东田，谈及此事，他阴险地说道：“大势所趋，可以理解。但是与首饰公司联系的小组里的成员怎么安排？”我说：“朝阳地区的收购额一年是1000多万人民币，我给您留1%的调拨费，等于您净落10来万元人民币，作为他们的日常挑费，给他们留张桌子，他们也就开开发票，给各厂点结个货款，这点钱足够了吧。”王经理一口答应，我也按此方案向刘经理做了汇报。至此，这一项节流工作，好像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谁知没过多久，金经理突然喊我上楼，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怎么搞得，也不跟我说一声，就把调拨费全停了？”我一听，想着先别解释，往后听听。金经理接着说道：“你知道吗？你们这么一干，多少人没了工作！小张回到我叔叔那，是又哭又闹的，说他们首饰组关张了，给她调到传达室去，还得值夜班。你也不替我想想！”我知道金经理自小在叔叔家长大，对叔叔家有着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才对朝阳外贸采取了留1%调拨费的方案，可谁知道王东田背信弃义，并以此要挟和报复，士可忍孰不可忍！金经理发泄完了，后又说道：“你们办的也没错，就是应该事先给我说一声呀！也好让我回家后有个准备。”我听完，没有过多解释，默默离开。我在想，这件事肯定成为我和金经理之间的一个芥蒂。取消调拨费，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每个人都在为升官、利益而活动着各种关系，而我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适应改革的大潮，到处得罪人，倒底是机灵还是傻？

下得楼来，我找到管朝阳的下厂员王莫天，对他说：“你去朝阳外贸，找到王东田，跟他说我们科长取消了你们那1%的调拨费，要问原因，让他自己找科长。”没几天，王东田来到公司，要找管货源的刘经理，我在外商谈判间接待了他，说道：“您说话不算数，我不和您共事！所以那1%的调拨费也不存在了。刘经理在开会，我也找不到他，您自便！”王东田愤然离去。没过多少日子，小张（金经理的兄弟媳妇）出现在东坝仓库的包装室内。管人事的副经理懂人事，会办事，把小张从朝阳外贸调到了我们公司的东坝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