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明初着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着书，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后年老辞官还乡，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着书。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着作甚丰。他的着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着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宋瓒不幸早逝，次子宋璲“善诗，尤工书法”，也很有才华，因为父亲的缘故而被召为中书舍人。宋瓒的儿子、宋濂的长孙宋慎则被任命为仪礼序班，朱元璋多次考核宋璲与宋慎的才学，“并教诫之”，还笑着对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宋濂，因年老而致仕，朱元璋赐给他《御制文集》及绮帛，并问他多大年纪了。宋濂答道：“六十有八。”朱元璋道：“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宋濂顿首而谢。朱元璋又特地派宋慎侍奉、护送祖父回归家乡，并叮嘱说：“长江涨潮，不宜行船；由运河南下，才是万全之策。”真是关怀备至，君臣之间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
宋濂生性诚实谨慎，久处内庭，掌握机要，却从不讦人之过。所居之室，署名“温树”，取“温室之树不可对”之意。有客来访，偶然问及禁中之语，宋濂就指着这两个字让他看，客人自然就知趣地免开尊口了。对于宋濂的人品，朱元璋自然也心中有数，因为他经常私下里与宋濂评论文武大臣的善恶得失，宋濂只举善良正直者加以称赞，并且说：“善良正直者与臣是朋友，因此臣了解他们；至于不善者，由于没有交往，臣就不知道了。”朱元璋感叹地说：“宋濂侍奉朕十九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虚伪的话，没有讥诮一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不但是一位正直君子，而且完全称得上一位贤者了。”
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也充分肯定的“君子”与“贤者”，朱元璋后来仍然要杀掉他，为什么？据说是宋濂的孙子宋慎牵连上了胡惟庸“谋反”案。胡惟庸是明初大臣，官至左丞相，一度权势熏天，胡确实该死，因为他专权擅杀，据说明初的另一个着名文臣刘伯温也是被他毒死的；然而说他勾结蒙古、日本谋反，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真凭实据。而朱元璋则借此机会广泛诛连，兴起大狱，前前后后因“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这三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冤杀，宋慎便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人们遍阅史籍，也找不到一条他参预胡惟庸“谋反”的实例。
虽然如此，宋濂却实实在在地被孙子牵连上了，并被逮至京师，以便“明正典刑”，幸亏“皇后太子力救”，朱元璋才算是“法外开恩”，饶了他一条老命，将他流放至四川茂州。皇太子朱标是如何营救老师宋濂的，《明史》上没有具体记述，只在《后妃传》中记载了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当宋濂被逮至京师，即将处死时，马皇后劝谏道：“普通百姓为子弟延请老师，尚且要有始有终地待之以礼，何况天子呢？再说宋先生远在老家浙江，对孙子的所作所为一定不知情。”朱元璋根本不听。马皇后非常伤心，在侍候朱元璋用膳时，她一改往日的习惯，既不吃一块肉，也不饮一滴酒。朱元璋奇怪地询问缘故，马皇后答道：“宋先生快要死了，妾在为他作福事啊。”朱元璋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投箸而起，第二天就赦了宋濂的死罪，改为流放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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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人徐贞卿所着的《翦胜野闻》中，不但详细记载了太子朱标与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们表明：宋濂之罹祸，根本与胡案无关；或者说硬牵上胡案，只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罢了。徐贞卿没有明确记载宋濂的死因，其余野史、地方志、碑铭墓志中却多有记载宋濂是绝食或自缢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实录》所载，是病死，那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目睹着家被抄，儿、孙被杀，自己也被押赴崎岖蜀道充军，而且这一切还是来自于自己为之服务、效忠多年的王朝与皇帝，更何况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勋，而且谨小慎微，从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难逃大劫，他能不病么？他能不气病而死么！
宋濂一生着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仅见之于《明史·艺文志》的就有《孝经新说》、《孝慈录》、《唐仲友补传》、《浦江人物记》、《燕书》、《萝山杂言》、《心经文句》、《潜溪文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銮坡续集》、《銮坡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别集》、《朝天集》等。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处于这种大气候之下，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硕学鸿儒，纵然战战兢兢，谨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脱一劫呢？